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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:为什么要读王小波

为什么要读王小波

    _羽戈

我曾列出一份说理者的谱系。百年中国,,说理者寥若晨星,犹如稀世之珍,其代表人物,不过三五人:先贤首推胡适先生,我们的同时代人,包括王小波、刀尔登、徐贲等。有人提醒,你怎能漏掉了顾准!我一向钦佩顾先生在那个黑暗时代的坚守和跋涉,却也不得不指出,其盛名之下,多少有些被神化的成分,这一点与陈寅恪一样;其次,顾先生惯用的话语,尚且深陷于意识形态的桎梏之中,这是时代局限,不必苛责。

趣味这玩意,见仁见智,同一事物,如王小波的小说,有人会觉得有趣,有人却以为无趣,断言其小说成就远不如杂文。在我看来,王小波的杂文之精义,不仅在于智性的表达,更在于他力图诠释为什么要追求智性,为什么要过一种智性的生活。换言之,他在说理的同时,还告诉读者为什么要说理。

在王小波笔下,说理与智性有一个特定的说法,叫“明辨是非”。按理说,明辨是非该是人类成长的方向,倘不明辨是非,难道要不分是非么?然而中国恰恰有一大传统:难得糊涂。它可以分解为两个关键词,一是装傻,二是比傻。对一些人而言,你的确难以分辨他们的糊涂,到底出于自愿还是被迫。不过其终点并无差别:“有一些时期,每一天都是愚人节。”那些愚人,不止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,甚至丧失了明辨是非的动力,他们构成了“沉默的大多数”,以装饰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。

青年王小波曾受萧伯纳的剧本《芭芭拉少校》误导,痛下决心,不想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。后来他改悔了,反其道而行之,以至他所写作的杂文,“篇篇都在明辨是非,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”。这背后的转向,他曾用知识分子意识来解释。不过我觉得,明辨是非绝非知识分子的专利,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该如此。

真正的问题在于,在“每一天都是愚人节”的残酷语境之下,愚人都以为自己脑中和手中掌握了“是”,或者有人替他们决定什么是“是”,什么是“非”,因此再无必要分辨是非。这所导致的最大戕害,还不是是非的混淆与湮灭,而是思想本身的沦丧,我们既不知道怎么去思考,更无从发掘“思维的乐趣”,捍卫思想的尊严。

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,关于说理,相比说出什么道理,怎样说理毋宁更为重要。现在可以补充一句:为什么说理毋宁更为重要。王小波喜欢谈知识分子:“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,假如不讲理,他就没有长处,只有短处,活着没意思,不如死掉。”我还得重申,不独知识分子,但凡正常人,都要讲理,都要以理服人,能否做到这一点,恰是常人区别于愚人的显著标志。

生于1952年的王小波,惯于拿他的青春期生活说事,那个年代暴戾恣睢,无理可讲。我们生存的年代,貌似有所进步,实际上能好到哪里去呢?理性与客观、中立一道,渐渐沦为贬义词;在分化与偏激的版图之上,说理几无立锥之地。假如王小波在世,撞见这一幕,不知作何感想。

反抗沉默,可谓王小波的宿命,“……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,但他们都在沉默中,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。但我以为,伦理问题太过重要,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。”写完这段话的22天后,他因突发心脏病猝死,年仅45岁。他的英年早逝,使这些平实的汉字,竟有了一丝壮烈的味道。

我愿在王小波的英灵之前,冠以“说理者”三字,以示我独有的感激和纪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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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者: 发布时间:2016-07-07 点击率:52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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